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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瞭35年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政策”《財經》：為什麼呢？
彭雲：我這個人原來是搞教育的，我覺得當時計劃生育工作的方法很強硬、很簡單。即使這樣都完成不瞭，還要加壓，就會激化社會矛盾。各級黨委、政府和廣大計劃生育工作者費瞭很大的勁抓計劃生育工作，為什麼絕大多數地區都完不成人口計劃呢？如果一個目標經過努力也達不到的話，那就說明目標本身制定得不合理。
在彭雲看來，當前中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就要求我們抱著對國傢民族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高度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著力研究和回答新時期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前瞻性、戰略性研究，不斷探索我國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
探索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之路
彭雲：實話實說，弄虛作假是存在的，有時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甚至相當大。1988年計劃生育統計報表匯總的全國人口出生統計誤差率高達30%。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傢計生委進行瞭一系列的抽樣調查。1992年組織瞭全國38萬人口的抽樣調查，獲得一批重要的人口數據。
彭雲：確實，貫徹落實這個政策是有相當難度的。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位70後老爸不生二胎的理由》，說得非常具體、細微、生動，值得深思。不能指望政策一放開就能夠自動生效，而必須從各方面進行艱苦細致的工作。
彭雲：就是把計劃生育工作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與群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相結合，與建設文明幸福傢庭相結合。我認為，“三結合”的內涵十分豐富，既有計劃生育的要求，也包含兩個文明建設的要求，強調計劃生育工作必須自覺地服從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必須貼近農民群眾脫貧致富的強烈願望，要把國傢、集體的利益和農民傢庭、個人的利益更密切地結合起來。
彭雲：有瞭一個好的人口計劃還不夠，計劃生育部門的職責和權力不對等，責任重大，權力很小，所以要協調各方面，促使各級黨委、政府承擔起責任來，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完成人口計劃。
彭雲：更早就開始瞭。新中國成立後，社會趨於穩定，經濟得到恢復，衛生條件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出生率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49年的16‰猛增至1953年的23‰，出現瞭第一次人口增長高峰。從關心育齡婦女健康出發，政府有關部門頒佈瞭限制人工流產的規定，嚴格控制避孕藥具的進口與銷售。
《財經》：以後每年“兩會”期間都召開嗎？
彭雲：浙江工作做得好，力度大。新疆政策比較寬松，所以也完成瞭。計劃生育工作是很累人的，辛辛苦苦還完不成計劃生育的任務，而且不是一個地方，這就必須考慮計劃本身對不對？國務院開會時總理說，彭雲，你們計生委就是要控制住人口。我就說，我要看看在我來以前到底是個什麼情況，如果計劃根本完成不瞭，就很難工作。
彭雲：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當時社會上包括計劃生育系統內部對計劃生育政策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認為高峰來瞭，就要堅決執行無論城鄉一對夫婦隻能生一個孩子的政策；有些人主張隻要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還是允許生兩個孩子好。因為思想認識不統一，所以在計劃生育工作中，既存在簡單化、強迫命令的現象，也有些地方工作抓得不緊，甚至放任自流。我到黑龍江、遼寧調查，他們執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工作做得比較好。調查的結論是，如果大傢能夠統一認識，穩定政策，抓緊工作還是可以達到目標的。
同時，要積極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首先要把計劃生育的工作理念從主要是嚴格管控人口數量轉變到為育齡群眾提供優質服務上來。要認識到現在群眾這方面的需求更多更高瞭，服務內容更豐富瞭，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服務工作做細做好，切實改變工作作風。為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要求衛生和計劃生育兩個系統更好地融合，把服務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並引導計劃生育工作隊伍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更好地發揮作用。
彭雲：1988年正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88年人口的自然增長率14.2‰，就是說，全國的總人口這時候一年要凈增1540多萬人。
《財經》：您1988年到國傢計生委工作，到1998年離任，整整當瞭十年國傢計生委主任。國傢統計局的數據表明，我國人口出生率由1988年的22.37‰下降到1997年的16.57‰，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88年的15.73‰下降到1997年的10.06‰，人口增長速度穩定下來瞭。
《財經》：有瞭從上到下的領導機構和機制，工作就順利瞭。
所以，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1981年全國人大五屆四次會議提出“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人口政策。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以下一律簡稱“國傢計生委”）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的。
彭雲：1988年總人口已過11億，按照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再有七年，12億大關就被突破瞭。如果不調整，目標不切合實際，就會產生兩個問題，一個是采取強迫命令的方式完成任務，一個是哄騙瞞報。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制定的人口計劃必須是積極可行的。
彭雲：這個目標是在1980年《關於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裡提出來的。當時中國政府確定瞭經濟發展翻兩番的戰略方針，為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一方面要進一步控制人口數量。用小平同志的話說：“我們把計劃生育當作一個戰略問題。我們必須實現這個目標。否則，經濟增長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長吃掉瞭。”1982年十二大把這個目標確定下來。但是，這個目標很難實現，所以後來在表述上已經開始有些變化，比如把“12億以內”改為“12億左右”。
彭雲：開始的時候批評確實不少。我們不斷地總結、改進工作經驗，也註重學習國際上一些好的理念和做法，同時重視和加強對外宣傳，在國際上逐步樹立起中國計劃生育的良好形象。
內容來自sina新聞cn
《財經》：“三為主”方針的內容是什麼？
1991年中央下發瞭《決定》，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務必把計劃生育工作擺到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黨政一把手必須親自抓，負總責，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成立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承擔完成本地區人口計劃的責任，實行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
彭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我的理解是，不論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從中國國情出發，從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出發，為瞭增強綜合國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必須實行計劃生育。建立市場經濟解決的是經濟體制和運行體制問題，主要是以什麼方式分配資源。這和人口生產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
1995年，我在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三結合”經驗交流會上提出，計劃生育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必須實現兩個轉變，即由以往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向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采取綜合措施解決人口問題轉變，由以社會制約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導向與社會制約相結合轉變。
《財經》：還有一個問題，早在1980年中央就提出，要求到2000年把全國人口總數控制在12億以內。對於您來說，這個目標是個巨大壓力。
在接受采訪時，彭雲對新中國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進行瞭回顧，詳細闡述瞭中國如何實現從人口高出生率到低出生率的轉變。
《財經》：國傢計生委的第一任主任是陳慕華，後來是錢信忠、王偉，您是第四任。1988年在您接任主任時，我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現狀如何？
《財經》：看來，計劃生育工作並不是從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的。
《財經》：1992年國傢正式提出建立市場經濟，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之所以要實行計劃生育，是因為過去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現在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人口控制也應當由市場調節。
《財經》：那麼，基本原則是什麼？
其實，從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和國傢計生委曾幾次起草全國的計劃生育法，為此做瞭大量的調研、論證工作，先後形成瞭20多稿。1989年、1990年我也為立法做瞭很多努力。但是，如果和老百姓的利益一致，一部法就很好立，但我們的計生政策和老百姓的意願有很大的差距，要立法是很困難的。由於全國立法的條件不成熟，所以我們先幫助和督促地方上制定和完善計劃生育條例。
為此，我們代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瞭《關於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並請求中央每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召開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請各省區市的黨政一把手參加。1991年，中央召開瞭第一次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江澤民總書記鄭重宣佈，計劃生育工作在中央就由他和李鵬同志負總責，今後每年人大開會期間都要召開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
《財經》：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老齡化、出生性別比失調等新問題出現。面對中國人口新情況，學界發出瞭兩種不同的聲音，有的要改革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的要繼續維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2006年12月，中央頒佈《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要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道路。
彭雲：這是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關鍵一步，終結瞭35年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以獨生子女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順應瞭廣大人民群眾的期望，有利於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未來，有利於國傢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所以，這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財經》：目標管理責任制是一個好辦法，問題在於怎麼防止地方上為瞭達到目標弄虛作假呢？
1980年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彭雲擔任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長達十年（1988年-1998年），經歷瞭中國執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段時期，是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重要的推動者。
《財經》：以宣傳教育為主，針對的就是那種簡單粗暴的工作方式而提出來的吧？
《財經》：國外把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說成是“一孩政策”，看來這是一種誤解。從中央政策看，我國的生育政策並不是一刀切，全國實行統一的政策。
上任的第三個月，1988年3月，我代表國傢計生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瞭當時工作中面臨的問題。中央重申瞭現行生育政策，這就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倡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國傢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外，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包括獨生子女，要求生二胎的，經過批準可以間隔幾年以後生育第二胎；不論哪種情況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數民族地區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具體要求和做法可由有關省、自治區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
彭雲：人口過瞭8億，各種壓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國務院發文件正式要求：“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從1973年開始，人口發展列入國民經濟計劃。在制定第四個五年計劃時，正式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瞭。”
《財經》：事實證明，這個調整是必要的。
86歲彭雲談人口政策：毛澤東曾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面對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男女比例失衡等問題，許多人士對計劃生育政策得失利弊進行反思。作為親歷者，彭雲說，“我也不能不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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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雲：由於中央帶瞭頭，各地紛紛效仿，計劃生育工作被黨委、政府擺上瞭議事日程，從此進入瞭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92年國傢計生委召開會議，總結推廣山東等地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的經驗。人口與計劃生育目標管理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調動瞭各級黨政領導和廣大計劃生育幹部的積極性，對於確保人口計劃的實現，起瞭關鍵性的作用。
第二年毛澤東在國傢計委《關於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國傢制定瞭“晚、稀、少”和“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量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生育政策。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開展，特別是在農村收到瞭明顯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婦女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於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形勢嚴峻。
當前，我們應該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五中全會的精神上來，團結一致、齊心協力，認真貫徹落實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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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雲：我到瞭計生委以後，發現絕大多數地區都完不成人口計劃，當時生育計劃由國傢計委下達，哪個省份一年生育多少孩子，都是有計劃指標的。1989年初我們發現，其他省區市都沒有完成人口計劃，隻有兩個地方完成瞭，一個是浙江，一個是新疆。
從1962年開始，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我國進入瞭持續八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國總人口達到7億。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瞭《關於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在毛澤東提議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城市逐步開展。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幹擾和破壞，這個階段的計劃生育工作阻力很大、步履維艱。並且，由於廣大農村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全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這一時期，各地計劃生育工作中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經驗和探索，如安徽省金寨縣和湖北省英山縣的“貧困山區要致富，少生孩子多栽樹”的經驗，江蘇省射陽縣的“少生快富合作社”，鹽城市的“少生快富文明工程”，吉林省把計劃生育工作與婦女“雙學雙比”相結合；四川省旺蒼縣等地的扶貧與計劃生育相結合的經驗及德陽市開展“萬名計生協會會員奔小康活動”等。1993年8月，我到吉林省調查計劃生育工作，發現吉林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經驗很好。
《財經》：事實上，此前一些地方試行放開二胎政策，效果並不理想，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擔心養不起、養不好因而不想生、不敢生。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5-12-28/doc-ifxmxxsr3894973.shtml
《財經》：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這是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一步、關鍵一步，”86歲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彭雲這樣評價道，“它終結瞭35年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以獨生子女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
《財經》：從1949年到1988年，除瞭“文革”期間被打倒，您一直從事教育領導工作。1988年您被任命為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轉入一個全新的領域。那一年您已經59歲瞭，從事計劃生育工作可以說是“半路出傢”。對此，當時您有什麼想法？
彭雲：探索中國特色人口控制之路
《財經》：據說，1993年您還組織瞭一批幹部直接下到農村摸情況。
彭雲：是有這麼一回事。從1993年開始，連續四年，我們每年組織力量采取不打招呼直接進村入戶的方式，抽查兩個省的基層計劃生育工作，使我們對基層人口出生情況、生育水平、計劃生育工作現狀，以及統計報表的水分有瞭比較深入的瞭解。我們對每次調查的結果都進行瞭認真的分析，向中央寫瞭報告，同時通報各地，引起瞭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的重視。大傢進一步深刻地認識到，要提倡講實活、報實數，不要自欺欺人。
各地紛照國傢計生委的做法，進行各種形式的抽樣調查，並采取措施制止弄虛作假行為，努力提高人口統計質量，為各級黨委、政府對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決策提供瞭比較可靠的依據。
納入依法管理的軌道
《財經》：在剛推行計劃生育的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國傢靠強有力的行政措施來控制人口增長，比如說，黨政一把手親自抓，嚴格考核，一胎上環，二胎結紮；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牽牛、抓豬、拆房，乃至非法關押、毆打、侮辱違反計劃生育的人員等現象。
彭雲：那段時期中國的生育水平的確下降瞭不少，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小，既損害瞭育齡婦女的身心健康、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損害瞭黨群幹群關系。正是註意到這些問題，我認為，解決問題就要加強計劃生育法制建設，把計劃生育納入依法管理的軌道。
《財經》：有瞭一個好的人口計劃，工作就好開展瞭。
1990年以後，《行政訴訟法》、《國傢賠償法》等法律法規頒佈實施，我們組織幹部認真學習有關的法律法規，學習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與方法，使各級幹部認識到：一些人對計劃生育有抵觸情緒，是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壓服的方法去解決，否則，會損害黨與群眾的關系，敗壞計劃生育工作的聲譽。
同時，我們有針對性地提出，計劃生育既要抓緊也要抓好，抓緊就是要控制住人口過快增長，抓好就是要密切黨群關系，不應該因為計劃生育而導致黨群關系緊張。為此，我們強調計劃生育工作要實行“三為主”方針。
彭雲：是的。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就提出瞭計劃生育，不過開始的時候更多的是叫節制生育，也沒有明確的生育政策。當時以馬寅初為代表的社會有識之士也積極主張實行計劃生育。後來，由於“左”傾思想的幹擾，計劃生育工作受到沖擊，人口繼續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從1959年開始，出現瞭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現瞭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工作自然被擱置。
彭雲：簡單地說，就是以宣傳教育為主、以避孕為主、以經常性工作為主。
《財經》：“12億左右”這個說法就寬松多瞭。
彭雲：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所以要老百姓做出犧牲，要以國傢的利益為重。老百姓願意多生孩子，這與政策要求不符。但是不能簡單地認為，想多生孩子就是思想落後，更不能以簡單粗暴的方式去強制。計劃生育關系到千傢萬戶群眾的切身利益，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自覺參與和積極支持，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們提出以宣傳教育為主，引導群眾把國傢利益和傢庭、個人利益很好結合起來，逐步改變舊的婚育觀念和習俗，樹立實行計劃生育的新風尚。
許多地方設立瞭“人口學校”，在育齡人群中普及人口與計劃生育基礎知識，這種方式的針對性很強，效果也很好。我們還與宣傳部門密切合作，利用電視、廣播、報刊進行計劃生育專題宣傳活動。把宣傳與服務結合起來，與解決群眾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寓宣傳於服務之中，使群眾更加易於接受。通過長期努力，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漸傢喻戶曉，深入人心。
所謂“以避孕為主”，就是精心指導育齡婦女落實避孕措施。如果等到婦女懷孕後再動員她們采取補救措施，不但工作難度大，也不利於婦女身體健康。
《財經》：為什麼要提出“以經常性工作為主”？
彭雲：上世紀80年代縣以上逐步建立瞭計劃生育機構，但是廣大農村基層工作相當薄弱，許多地方平時沒有人做計劃生育工作，隻依賴上面派人來，一年搞幾次突擊。從各方抽一些人上去做工作，主要是宣佈一下政策，不這麼做就強行搞，還流行一句話，說“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就龍卷風”。這樣做雖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往往是“突擊來瞭一陣風，突擊過後又放松”，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大，計劃生育仍然難以擺脫被動局面。還有一些地方，村裡沒人做工作，上邊也放任自流，致使人口生育處於失控或半失控狀況。基層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條件很差，工作人員數量少，水平不齊，待遇低，隊伍很不穩定，經費緊張，設備缺乏。
1989年，國傢計生委積極爭取有關部門為地方計劃生育機構增加瞭8000名行政編制，並規定各鄉（鎮）應設一名屬於行政編制的計劃生育助理員，專門做計劃生育工作。1993年機構改革時，我們積極爭取中央明確規定縣以上計劃生育機構為必設機構。這一年，國務院還發出文件，要求在“八五”期間，為全國每個鄉（鎮）解決1名-2名計劃生育工作人員“農轉非”。在各級黨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步組建瞭活躍在基層的計劃生育行政管理、技術服務與群眾工作三支隊伍。到1997年底，全國鄉鎮以上計劃生育專職人員已有40萬。依靠這支隊伍，做好經常性工作，使計劃生育工作得以深入持久地開展。
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就要認真研究當前的人口形勢及其發展趨向，研究著眼於國傢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國人口應該保持在什麼樣的生育水平
《財經》：人口形勢很嚴峻，難怪那個時候大傢都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的工作。
《財經》：資料顯示，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60年代末，大約20年的時間，人口由成立初期的5.4億增長到8億，凈增瞭近2.6億。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人口高增長。
《財經》：那麼在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工作思路上有什麼改革和轉變？
彭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計劃生育工作的不斷深入，大傢感到，過去僅靠減緩人口增長速度解決人口問題，單純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的方法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中共十四大後，我們就開始探索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制約與利益導向相結合的計劃生育工作新機制。
彭雲：1981年3月6日，五屆人大第十七次常務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其實，早在1962年國務院就設立瞭計劃生育辦公室，負責在城鄉推行計劃生育。不過，計劃生育辦公室是臨時性機構，成立國傢計劃生育委員會，是作為國務院常設機構，負責全國的計劃生育工作。
《財經》：什麼是“三結合”？
在即將結束的2015年裡，中國最具有戰略意義的改革，就是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改變瞭1980年開始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將對中國人口結構變化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與以往的計劃生育工作方法相比，一是註重結合，二是把利益導向機制引入計劃生育工作，在項目、資金、技術、物資、社會福利、待遇等方面，向計劃生育的農戶傾斜，給他們更多的物質利益。這樣做符合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符合廣大農民群眾的願望，不僅能更好地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質量，而且對解決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從吉林回來後，國傢計生委向全國轉發瞭吉林省農村計劃生育工作走“三結合”之路的情況報告，開始普及推廣計劃生育“三結合”。
《財經》：實踐證明，“少生快富奔小康”這個口號對廣大農民有強烈的吸引力。
彭雲：計劃生育工作隻有緊緊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與群眾勤勞致富奔小康的要求和建設文明幸福傢庭的願望緊密結合，才能贏得廣大群眾的真心支持。所以，1994年我們又總結推廣瞭江蘇省鹽城市引入利益導向機制，建立各種形式的少生快富合作經濟組織，引導農民少生快富奔小康的經驗；並聯合10個部門發出瞭《關於做好農村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的通知》。
《財經》：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短短幾年間，計劃生育“三結合”工作在全國各地普遍開展，受到瞭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許多地方還把計劃生育工作納入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總體規劃，同創建小康村、文明村活動，以及社區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使之相互促進，實踐證明這樣做能充分調動各級黨政領導、各個部門、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形成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強大合力，更好地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彭雲：因為我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主要是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對計劃生育工作不瞭解，對農村不熟悉，因此感到難以勝任，同時也有些舍不得離開原來的崗位。我曾向中央請求不要調動我的工作。後來負責組織工作的宋平同志找我談瞭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隻能服從調動，並且決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從頭學起，做好工作。
彭雲：1989年之後生育率的穩定下降，是全黨全國人民包括計生系統幹部共同努力的結果。這十年我們所做的，就是探索怎麼把計劃生育引到一個比較正確的道路上去。
《財經》：在世界上，中國控制人口增長的經驗都是非常獨特、具有借鑒意義的。無庸諱言，國際上批評的聲音也一直存在。
1953年全國總人口接近6億，比1949年凈增6000萬。在短短三四年時間裡，人口再生產類型迅速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轉變。過快的人口增長引起瞭黨和政府的關註，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計劃增長。1953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首次寫入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工作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所以，後來國際上批評中國計劃生育的聲音少多瞭。2004年聯合國[微博]人口基金還頒發給我一個“聯合國特別貢獻獎”，表彰我對人口等工作的貢獻。當然，這不僅僅是對我個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對中國計劃生育工作的肯定。
《財經》：也就是說，從1953年就開始進行計劃生育的試點瞭？
彭雲：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在農村隻生一個孩子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和四川的部分地方。約有17個省、區、市是允許第一個生女孩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雲南、寧夏、青海、新疆、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可生兩個孩子。西藏沒有限制。
從2006年到現在，九年過去瞭，情況發生瞭重大變化。一個多月前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意味著35年來中國人口政策首次重大調整，您怎麼評價這次政策調整？
實行這個政策是考慮到，當時我國農村生產力還比較低，傢庭還是生產單位，一個農戶隻有一個女孩，在生產和生活上確有實際困難。允許農村生瞭一個女孩的傢庭有計劃地生育第二胎，將使計劃生育政策更能行得通。實行這一政策，既體現瞭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要求，又考慮到農村和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有所照顧，是符合當時我國實際情況的。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按照中央的要求，始終註意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財經》：現在，許多人都在關心如何總結評估我國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對其利弊得失、經驗教訓有各種不同見解，也有些人士從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
彭雲：坦率地說，我作為一個親歷者，也不能不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不能匆忙而草率地作結論，而要在嚴肅認真地進行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充分民主的學術討論，逐漸形成為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共識。
彭雲：既要體現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要求，又應該是經過最大努力能夠實現的。根據這個原則，經過反復測算，國傢計生委向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國人口總數的控制目標調整為13億以內。這個建議得到瞭中央認可。
《財經》：不過，落實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並不容易，因為現在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社會環境發生瞭巨大變化。
□ 本刊記者 馬國川/文
首先要做好思想宣傳工作，深入解讀政策，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都能夠認清當前我國的人口形勢、今後人口發展的趨勢，實施全面放開二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使各級幹部特別是計劃生育系統的幹部明確今後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的方向和任務；第三，還要鼓勵符合條件的育齡人群按政策生育。要針對人們思想認識上存在的種種問題、疑慮、困惑，把思想宣傳工作做深做細。
《財經》：思想認識很重要。據瞭解，現在計劃生育系統不少基層幹部認為放開兩孩以後，計劃生育工作將會萎縮直至消亡，情緒不振，不知今後該幹什麼，怎麼去幹。
彭雲：當前的一個社會焦點就是，對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到底應該怎麼解讀？長期以來，人們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理解為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實行以獨生子女為主的政策。現在需要向大傢講清楚，在新形勢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內涵是什麼，把人們的思想真正轉到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上來。
嚴峻的人口形勢
彭雲：每年都召開，一直到1998年，一共召開瞭八次。每次都是總書記、總理參加並講話，各省區市黨政一把手參加。在我們這樣的體制下，如果中央領導重視，工作就好做瞭。
彭雲：要解決這個問題，涉及到婦幼保健、兒童照料、托幼事業、勞動就業、社會保障、財稅政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尤其要關註育齡婦女面臨生兒育女和事業發展的兩難困境和糾結。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大對傢庭的政策支持力度，並與男女平等基本國策共同推進。許多問題不是衛計委一傢所能解決的，必須由政府統籌有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有關的公共政策。另外，還要認真研究計劃生育政策的銜接，幫助解決為計劃生育做出貢獻的人們的實際困難。
總之，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這就要認真研究當前的人口形勢及其發展趨向，研究著眼於國傢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我國人口應該保持在什麼樣的生育水平？怎樣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效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勢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引導人口合理分佈和實現城鎮化？統籌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既要合理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又要改善人口結構與分佈；既要註重國傢利益，又要兼顧個人和傢庭利益；既要促進人口與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又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抱著對國傢民族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的高度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著力研究和回答新時期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強前瞻性、戰略性研究，不斷探索我國人口發展的客觀規律。
為瞭制定一個科學的、符合客觀實際的“八五”人口計劃，我們請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西安交通大學[微博]人口所、航空航天部710所、中國人口情報研究中心等11傢研究機構進行預測，也有國外的研究機構進行研究。各傢預測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到世紀末差一點點到13億，多數都是在12.8億到12.9億。我們與國傢計委聯合召開兩次研討會。請人口專傢和各地計生委的同志根據歷次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沒有完成人口計劃的原因，總結人口計劃管理方面的經驗教訓。經過反復研究，我們提出瞭制定人口計劃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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